古人的“闲静”与“敬畏”
北宋理学家程颢有一首诗叫《秋日偶成》，此诗以清新闲适的语言风格写出了中国文化生成的几个重要心理语境。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
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贫贱乐，
男儿到此是豪雄。”
程颢诗中的闲静是中国文学生成的重要心理语境。中国文学的生成论中有著名的“感物说”，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万物生长有其本然的规则，而人生天地之间，参天地之物，实为天地之心，自然会不断地与万物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与心灵的投射。“诗言志”，“诗缘情”莫不由心灵感物为始端，而“静观自得”在创作层面上呈现出文学生成的心理语境。刘勰论文学创作“贵在虚静”，讲究“入兴贵闲”，如此才能进入最佳状态。
如果身心未能闲静，则很难用一颗虚静灵明的心烛照万物，体察自然生长的和谐与生趣，进而也就不可能获得浑然与物同体的“自得”之乐。
古代文人有雅集、宴游之风，他们创作的书画作品、书画题跋以及闲适诗、游仙诗、题画诗等不同题材的作品，都与其参与具有休闲娱乐、交流切磋性质的集会有很大关系。
程颢诗歌中呈现出来的对天道、人事的敬畏是中国本土哲学生成的重要心理语境。程颢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河南程氏遗书》）这种表述将“敬”字放在了通往天道的关键层面上。二程讲“涵养须用敬”，“入道莫如敬”，“敬为学之大要”，如果缺少了“敬”，那么人们不仅对天道的体察无从言起，就是基本的问学之道也是惘然。
理学家们对“敬”的看重可以追溯到先秦经典文献中去，也正是他们怀着一颗对先贤文化的敬畏之心，才有了宋明理学的生成。据学者统计先秦典籍中“敬”字广泛出现：《尚书》66处，《周易》8处，《周礼》9处，《仪礼》22处，《诗经》22处。“六经”时代的“敬”，由古人面对自然神秘时所持有的恐惧心态，进一步延伸到对人事人生的思考，并形成一种恭敬、谨慎、严肃的处世态度，更多地凸显了人文精神。
《中庸》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以，古人观天道之微以察人心之危，研神理而设教，以期有所警示。以“六经”为代表的王官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着诸子对天地人生的思考，尤其是周代“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观念对诸子学的生成无疑起到了心理上的暗示。《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孔子对“仁”的思考恰恰是在敬畏、敬重、恭敬中完成的。
对人事的敬畏也是中国史学生成的重要心理语境。文天祥有诗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正气歌》）齐国太史与晋国董狐是《左传》记载的“古之良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畏权势而秉笔直书，这种“书法不隐”的史家精神蕴含着对人事的敬畏之心，也成为后世著书的典范。
刘知幾在《直书》、《曲笔》两篇文章中，称赞奋笔直书的高尚史德，鄙视歪曲历史以谋取荣华的卑劣史观，便是继承了先贤的意志。章学诚看重著书之心术，主张良史要有君子之心，“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史德》）即在天道、人事之间，谨慎持中，气平情正，若此，发为文辞才不至于害义违道。
虽然，历史写作很难做到绝对的客观真实，但是我们力求接近历史真实的意图是可以做到的，并且，惩恶扬善的民族文化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正义史观的形成。所以，古人对人事心存敬畏，秉笔直书，为中国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石。
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与人际交往，使我们很难静下心来，长时间思考体悟某个问题，更没有雅致的心情在酒肉满席的氛围中玩味文化的乐趣。而“敬畏”的缺失，也是一个大问题。
没有了对天地的敬畏，人们便可以砍伐森林，屠杀动物，破坏生态环境；没有了对人事的敬畏，人伦便可以不顾，历史便可以随意改写。中国文化的生成有其心理语境，如果不能进入这个语境，那么我们就很难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更何谈发展呢？
文章来源：月印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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